常黎夫校友

常黎夫

常黎夫（1912～2006），米脂县常坪村人，后迁城关石坡上。乳名崇寿，学名应黎，字万青，曾代用名秋云，参加白区工作后改名为黎夫。

常黎夫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常氏世为米脂望族，是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嫡系后裔。据明史记载，常遇春生三子，长子常茂，次子常升，季子常森，长女与朱元璋之子朱标婚配，明惠帝建文元年追尊为孝康皇后。常森敕封为昭勇将军，永乐元年蒙冤弃官，携眷避祸于山西临县，后又西渡黄河，定居米脂。1935年米脂常石畔出土的嘉靖五年四月十五日镌刻的“先祖常遇春”文碑，常森嫡孙常旺为祭扫常遇春公所立，也是米脂常姓同宗始祖的历史佐证。常黎夫为常森五世孙常柯之第17世后裔。常黎夫的高祖父常渐奎，敕授修职佐郎监提举御岁贡。大曾祖父常安国，从事贸易，授登士佐。二曾祖父常炳，例授岁贡生、四川候补府经历，学识渊博，文思敏捷，光绪中期赴绥德州应试，考取案首（秀才第一名）。在进士科举中，因试卷抨击朝政，与时相左，未能得中。祖父常泽辑，虽也精通诗文，但他善贾弃学，成为一代儒商。父亲常象增，粗读诗书，为人忠厚，年轻时从祖父经商，后因生意破产，负债累累。常黎夫是常家长孙，聪颖活泼，全家视为掌上明珠，十分宠爱。曾祖父常炳为爱曾孙取名亦颇费心思，从乳名、学名到表字，都循“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的古训而命之。乳名崇寿，含长命百岁之意。学名应黎，是本“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规律，冀盼他长大成人，时刻不忘适应时势、顺从民心。表字万青，更是希望他顺应时代潮流，像春天的花木、冬天的松柏那样欣欣向荣、郁郁常青。常黎夫不忘先祖教诲，参加革命后，为表赤子之心，毅然改应黎为黎夫，决心永做人民的儿子。

常黎夫五岁丧母，全靠祖母哺养，老姑疼爱、姨妈关心，饱享家人慈爱和温馨。从懂事起，就受到曾祖父耳提面命，视书如宝，酷爱读书习字，从不贪玩。七岁入米脂县立第一小学堂，他牢记父亲“家穷又没娘，读书要用功”训示，入学后颇知勤勉，学业为全班佼佼者。四年级时，《论空气》的作文受老师“贴堂”表彰。1925年夏高小毕业，预科一年，为考中学做准备。

1926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了共青团，1928年转为共产党员。1930年任陕北特委青年委员、共青团米脂县委书记、陕北特委书记，同特委其他同志一起，为创建陕北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32年春至1933年秋，常黎夫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到兰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任中共兰州特支书记、中共甘宁青特委秘书长，同特委和谢子长、焦维炽、杜润滋等一起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策动和领导了靖远起义、兰州水北门兵变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的组建，为创建陕甘新苏区和红军游击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3年8月，中共甘宁青特委遭敌破坏，常黎夫脱险回陕后即随杜斌丞先生到汉中，协助杨虎城部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继续遵守同红四方面军达成的“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为红四方面军的北线安全和川北、陕北苏区的发展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常黎夫与中共陕南特委取得联系，调张德生到汉中工作，加强了陕南特委的领导力量。

1934年春，常黎夫从汉中返回西安后，又受杨虎城指派去宁夏孙殿英部同南汉宸联系，商讨建立杨、孙联合经营西北反蒋协议问题，因孙殿英不纳忠言，执意攻打银川失败而未果。5月，经党组织批准，常黎夫考入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学生队学习。1935年8月毕业后，被派往十七路军警备第一旅三团三营任机枪教练和文化政治课教员，并积极协助营长任耕三（共产党员）在部队驻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不久任连副和代理连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当天，常黎夫奉命从户县率全副武装连队士兵，急调西安西郊营房驻守待命，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12月14日，常黎夫奉命离开部队，调到杜斌丞身边，帮助接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处工作，任省政府政治视察员。1937年，赴陕北10县视察，在延安四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为国共合作抗日起到了促进作用。1938年任陕西省垦务委员会一等干事，广泛组织和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同杜斌丞先生一起，大力支持和资助流亡西安的平津同学会组织，成立以宣传抗日为中心内容的演剧队，在陕甘各地巡回演出，对唤起民众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在垦务委员会工作时，跋山涉水，深入垦区调查研究，写出了翔实的《马拦荒区调查报告》，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1940年秋，常黎夫从白区回到延安后，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工委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的指示，积极协助中共绥德特委组织的绥米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的热情接待。这次参观对于启发和动员一大批绥米士绅参加边区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41年，常黎夫调到边区政府工作时，正是边区财政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而粮食问题又是当时财政上最为严重的问题。边区财政局长南汉宸根据毛泽东“唯吃饭大事，须求干才”的指示，极力推荐常黎夫主持粮食局工作。常黎夫到任后，在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调整农村负担的政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改革征收办法，规定起征点和累进最高额，实行民主评议等一系列新的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缴纳救国公粮的积极性，当年就完成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的任务。在敌人封锁禁运的最艰难环境下，不仅保证了政府和军队的用粮用草急需，而且使公粮征收工作步人正轨，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深人发展。

1944年至1949年，常黎夫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秘书长兼秘书处处长和研究室副主任，是林伯渠、谢觉哉、李维汉的得力助手之一。他很有才华，工书善文，有理论功底，又勤政敬业，处理政务事务严谨细致、井井有条，是秘书工作的楷模，理繁治剧的才干。其间既参与政务，又掌管事务，是难得的优秀辅政参谋人才。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常黎夫任秘书长。1953年1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常黎夫任委员兼秘书长。常黎夫在西北大区工作的近五年间，正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关键时刻，他作为西北大区主要领导人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马明方的政治助手，日夜操劳，蝉精竭虑，在各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11月至1959年2月，常黎夫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秘书厅主任、中共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在为总理。副总理、秘书长服务和机关建设、会议、报告、调查研究、文书档案、保密保卫、信访接待等方面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1959年，常黎夫因病经周总理同意，调回陕西半休养半工作。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政协党组书记和副主席。当时由于错误地“反右倾”，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政策，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陕南、关中、陕北农村，就人民生活安排、发展养猪养羊、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提高粮食产量等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为省委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常黎夫一向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1961年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统战部部长、民委副主任，忠实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多次深入甘肃、青海牧区调查研究，妥善处理边界纠纷，为密切党和政府与民主人士之间的团结合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1966年5月，全面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常黎夫同其他革命干部一样，长期遭受政治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同错误思想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8年常黎夫任省委统战部长、政协陕西省常务副主席，他主要抓落实党的政策、拨乱反正，为民主人士耿端方、刘润民、茹欲立和京剧艺术家尚小云等人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当选为全国政协

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979年12月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陕西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1月12日，中共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立，常黎夫任副书记，主持省人大常委会的常务工作。他在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上倾注了很多心血。

1981年2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常黎夫同志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为常黎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4月，常黎夫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为开创陕西省党史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新贡献。

1982年和1987年，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会议上，常黎夫连续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列席了党的十二届和十三届的历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出席了中顾委的历次全体会议，参与了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很好地完成了中顾委所委托的各项任务。

1987年至1997年，中共中央邀请常黎夫为特邀代表，享有同正式代表一样的权利，参加了党的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他应该享受的荣誉，也是党给予他70多年革命历史的肯定和最好的评价。

常黎夫是一位博学强记、勇于探索、勤奋笔耕的人。他在退居二线工作以后，主持中共陕西党史研究工作。离休后，仍然埋头书案，孜孜不倦，先后主编了《国民革命在陕西》、《陕甘宁边区抗日民族根据地》、《红军长征到陕北》、《杜斌丞》、《杨明轩》等党史资料专集和人物丛书十余部。

于2006年2月12日13时1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94岁。

常黎夫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办公室打来电话表示悼念和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同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都委托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请省委代送了花圈。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同志在常黎夫同志住院期间还亲自到医院看望。以唁电、唁函或送花圈表示慰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同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同志。

发来唁电、唁函或送了花圈的还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领导和老同志李铁林、贾治邦、高俊良、胡德平、郑欣森、侯宗宾、于明涛、白清才、安志文、张邦英、荣高棠、郑斯林、李力安、姬也力、谢绍明、陆燕芬王巨才等同志。兄弟省市的领导和老同志有：习近平、白恩培、钱运录、栗战书、励小捷、李子奇、关广富、李尔重、韩劲草、白栋才、马万里、曾慎达、侯永、王群、李屺阳、邓成城等同志。

发来唁电、唁函或送花圈的单位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档案局、国家体委、人民日报社、求是杂志社、民盟中央办公厅；中共甘肃省委、宁夏自治区党委、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中共陕西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和省级各有关部门以及常黎夫同志的家乡榆林市、米脂县和桥河岔乡等。

在常黎夫同志病重期间，省上领导李建国、陈德铭、董雷、艾丕善、杨士秋、李希、张保庆等曾前往医院看望。常黎夫同志逝世后，省上领导袁纯清、杨永茂、赵正永、郭永平、王侠、马中平、陈时宝、宋洪武、崔林涛等同志到家中吊唁或送花圈。

参加常黎夫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省上领导同志有：李建国、袁纯清、董雷、赵正永、郭永平、杨士秋、马中平、陈时宝、李希、宋洪武、崔林涛、白云腾、高宜新、邓理、刘遵义、陈再生、张伟、张保庆、刘石民，全国政协常委安启元、程安东，省上老同志白纪年、张勃兴、李溪博、周雅光。牟玲生、蔡竹林、李森桂、徐山林、梁倚、李焕政、韦明海、刘力贞、高凌云、任国义、张斌、魏明中、吴庆云、唐绩初、李天文、陈跃、纪鸿尚、阮迪民、蒋锡白等和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以及省市各党政机关各部门同志、老同志、社会各界人士和常黎夫同志亲属、生前友好600余人。哀乐声中，参加告别仪式的同志在常黎夫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常黎夫同志三鞠躬，并与家属—一握手，表示亲切慰问。

常黎夫同志在遗嘱中希望将他的骨灰洒（或埋）于终南山的森林中，分一点洒于钓鱼台附近的渭河里，两地都不留任何标记。常老的遗愿，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磊落情怀。

常黎夫是一位志行高洁的老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他一辈子“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艰苦朴素、淡泊自处，重事业之兴衰，轻个人之去留，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几十年间一直当轴处中，任劳任怨，只讲奉献，不计索取，实现了他“黎夫”之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