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习仲勋同志对绥德师范学校的关怀

追忆习仲勋同志对绥德师范学校的关怀

——写在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建校90周年之际

武军

2002 年5月24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不朽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今年，是习老诞辰100周年。在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建校90周年到来之际，抚今追昔，我们追忆他老人家对这所中等学校的关怀，同样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伟大的情怀。现谨以此文献给习老诞辰100周年。

1923年5月，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的前身——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建于陕北绥德。一年后，由于学潮和首任校长的健康原因，陕西省教育当局委任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三原渭北中学和榆林中学任职的李子洲担任校长。李子洲是于1923年春经李大钊介绍入党的我党早期党员，受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后称北方区委）派遣，肩负着在西北地区播撒革命火种历史使命。他到任后，亲赴北京聘请教师，并向李大钊同志请示建党工作。李大钊同志调当时在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的共产党员王懋廷协助开展建党工作。李子洲在李大钊同志的协助下，聘请了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常汉三为训育主任，还聘请了田伯荫、韩树勋、熊廷柱、杨天理等共进社骨干和进步知识分子任教。到秋季开学时，他明确提出“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的校训。当年初冬，就在学校创建了中共党团组织。这里的党团组织迅速向周边发展，并组织、领导了当地的革命活动，使学校成为“西北革命策源地”和活动中心。正因此，在学校近9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三次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封闭；在抗战初期经历了国共双方激烈争夺青年学生的斗争；在整风运动中经历了防奸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偏差；“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受严重破坏。本文要讲的，正是在以绥德师范学校为重点的绥德地区整风运动中，习仲勋同志力挽狂澜，纠正偏差，使整风运动走上正轨，也挽救了绥德师范学校的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众所周知，习仲勋同志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卓越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创立的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由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接而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42年7月，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之久的习仲勋同志（时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奉调出任西北党校校长。10月，他出席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的为期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11月11日，他就陕甘边区党内的一些历史问题作了大会发言。在发言中，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关于党内许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问题，不是仅仅地讲肃反问题就可以讲清楚，它完全是两条路线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的观点；1943年1月8日，他再次以《关中党史简述》为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的两次讲话，都在大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正确解决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1月14日的会议闭幕大会上，他和王震等22人因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由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的奖状和毛毯。他的奖状上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会议之后，习仲勋就接到了西北局的通知，决定他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让他再去把守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

1943年2月的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即将到绥德赴任的习仲勋同志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毛泽东同志热情地鼓励他说：“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中旬，带着领袖的希望和鼓励，习仲勋同志离开延安，来到绥德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

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时的习仲勋同志

绥德，解放前一直是陕北最大的一个县，自古以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在1924年，这里就有了中共党团组织，是陕北，乃至西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1937年10月，经国共协商，划国统区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为警备区，设警备区司令部，以阻止日军西犯，把守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1940年2月，长期坚持摩擦政策的反动专员何绍南再次袭扰我八路军驻地，遭到我军重创。29日晚，何绍南烧掉库存的弹药、物资及文件档案之后，率众西逃，驻绥德的国民党政权遂告解体，绥德解放，实现了军政统一。但由于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在抗战初期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当地广大群众对共产党还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甚至有的人还幻想着何绍南卷土重来。就连绥德师范学校，虽然在1941年边区政府接办前后曾经先后组织参观团分赴延安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等地参观考察，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有所提高，但思想混乱的现象依然存在。

习仲勋同志到任后，通过走访调查、座谈讨论，深入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地方士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了解情况，很快就对绥德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包括绥师的许多实际情况，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对抗战以来绥德地区复杂的政治状况和斗争形势了然在胸。

由于经过1935年错误肃反的经验教训和绥德地区复杂的政治情况，习仲勋领导的中共绥德地委在整风运动转入审干初期还是十分审慎的。当时绥德来了一大批干部和外地知识分子。由于正处战争时期，环境较为封闭，面对着大批来自各地的干部、通过统一战线留下来的旧职人员，以及参加到人民政权中的民主人士，审干工作将如何开展？一时成为摆在地委面前的一个难题。习仲勋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地委秘书长安志文同志到延安，向西北局请示汇报整风审干工作。同时参加听取汇报的康生批评绥德地委对敌情重视不够，责成绥德地区也要像延安一样开展不断升级扩大化的防奸运动。恰在此时，绥德师范学校接连发生了两起“敏感”事件——4月7日（农历三月三）晚，有人贴出反对在学校几位负责人赴延安参加边区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的临时人事安排的匿名小字报（当地称“黑头贴子”）。就在追查此事期间，还在杨典老师带的班上陆续发现了几次小字条。大概两三周后，又发生了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的事件。接连发生的事件给整风审干工作平添了几分神秘和紧张的气氛。

就在此间，中共西北中央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骨干力量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两所学校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形象，使绥德这个边区最大的分区的希望之所在——受蒙蔽的青年学生们转变认识，提高觉悟。齐心同志1939年参加革命并入党，曾在抗大一分校学习和总校工作，1941年初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过征粮工作，1942年夏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曾任班党支部书记，她是这批青年骨干队伍的主要带队人（党支部书记），被分配在绥师，编入当时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级学习，并担任班上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又被调整到秋三二级。任学校党总支委员）。

在整个边区防奸运动的不断扩大化和康生“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下，绥德地区的运动也难免走偏，绥师的整风运动也越来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前述两起事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在数百名十几岁的学生中也搞起了“抢救运动”，有的教师和学生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 逼供信、假坦白之风盛行。一时间，“特务”如麻，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连在学校领导整风运动的党总支书记何仁仲等同志也“坦白”了，全校师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后来有材料称，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绥德师范挖出了二百三十几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为了查案，甚至不让学生回家。学生家长很有意见，在社会上也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甚至对党产生了不满情绪。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习仲勋同志的高度警觉。特别是许多荒谬离奇的所谓“坦白”，大面积师生受到伤害，使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要尽其所能地去避免错误的发展和损失的扩大！习仲勋同志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得失，写报告给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了绥德地区发生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毛泽东同志也于7月约见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同志谈话了解情况，并作了重要指示。还在一份关于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作了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8月15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审干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到绥德，对习仲勋等地区领导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进而搞好甄别，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他决定从“抢救运动”情况较为严重、问题较多的绥德师范学校抓起。

为加强学校党的领导，绥德地委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后来又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担任绥师的党总支书记。习仲勋同志经常亲自过问绥师运动的进展情况。绥师开大会时，也时常亲临指导，还亲自作报告。他还找该校学生党员代表谈话了解情况，深入调查研究。一次，习仲勋同志在自己的办公室约见齐心、白树吉谈话。当齐心汇报了绥师出现的混乱局面时，习仲勋同志提醒说，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自己都会被怀疑的。”希望他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作学生的思想工作，协助党组织扭转因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习仲勋同志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谈话，使正处于困惑苦闷之中的同学们顿时豁然开朗。

习仲勋同志领导学校新组建的党总支成员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审干工作的重要指示，对照检查了学校在运动中的问题，研究了进行甄别平反的步骤、方法。特别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主观，不要轻信口供”。在地委和学校党总支的领导下，专门成立了一个甄别工作班子，全面开展甄别平反工作。习仲勋指令地区公安局长布鲁甄别了绥师发生的两个案件，查清了案件是教员杨典为个人入党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在这个过程中，习仲勋同志还主动作自我批评，向在运动中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为了挽回由于“抢救运动”在学生家长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习仲勋同志和绥德地委决定让绥师党组织把分散在各县的学生家长请到学校，一面征求意见，一面宣传党的政策，做安抚人心的工作。并召开地区干部、群众及学生家长近3000人参加的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此，绥师的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对全地区的审干整风运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学校的教学秩序也转入了正常。使绥师又恢复了革命传统，成为边区培养革命英才的摇篮。毫无疑问，习仲勋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以绥师为重点的绥德地区整风审干和群众防奸运动中，地委只办了一个干部整风学习班，顺利地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保护了大批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起到了力挽狂澜的决定性作用，并对全党的整风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几十年来，习仲勋同志始终牵挂着陕北老区和那里的人民。在年近九旬行动不便的情况下，2000年6月，他委托夫人齐心同志进行了历时40天，行程4500多公里的西北老区考察之行。

2000年6月10日，在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栗战书同志（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和中共榆林地委书记马铁山同志（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的陪同下，齐心同志来到了绥德。他们一行先后寻访了绥德地委旧址九真观，当年西北局召开贯彻土地法大纲的著名的义合会议的义合镇区薛家渠村，习仲勋同志当年进行大生产运动调查蹲点的张家砭乡郝家桥村。拜谒了绥德革命烈士陵园——子洲陵，回访了绥德师范学校（1943—1944年，齐心同志曾以“调干生”的身份在此工作和学习）。虽然地处陕北地区的绥德依然比较落后，但毕竟过去了将近60年，她们看到绥德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县城的街道变得宽敞了，楼房到处都是。农村人们住的也都是漂亮的石窑或砖瓦平房。人们的衣着和城市里的也差不了多少，不要说想见个穿打补丁衣服的人难，就是拢着羊肚子手巾的当年陕北人的标志性形象，也几乎难以发现。但是，每到一处，环境虽然有些陌生，却是那么亲切。当年那些积极分子、劳动模范虽然多已不在了，但这次访问见到他们的后人，使她感慨万分。

2000年6月10日，齐心同志来到绥德师范学校，为学校题词“西北革命策源地”。图中左为时任校长宋永华，右为时任校党委书记贺世平。

西北之行结束返京后，齐心向习仲勋同志详细介绍了所见所闻。介绍的每一处山山水水，每一地老乡的音容笑貌，他听着犹如神游西北，似乎都浮现在他的眼前，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像绥德的“九真观”，那是当年绥德地委的所在地，那里也是他和齐心结婚的地方；薛家渠那有五孔石窑的院落，1947年11月１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在这里召开了贯彻全国土地法大纲的会议，这便是西北党史上著名的“义合会议”；郝家桥是他带工作组进行大生产运动调查的地方，他在那里亲自发现和培养了劳动模范刘玉厚和他领导的郝家桥村，也是齐心同志当乡文书和蹲点的地方。由他和袁任远、白治民、杨和亭共同署名颁发的“农村楷模”木制匾额仿佛又摆在他的眼前；绥德师范学校，那是陕北共产党的发源地，曾经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过不朽的贡献。自被边区政府接办以来，就是边区的一所重要的干部学校。他曾亲自领导和指导了这所学校的整风运动，总结绥师整风运动的经验反“左”而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他清楚地知道，这所学校曾经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干部。齐心在介绍到绥师的情况时，说学校希望他能够为学校题个词。习老欣然应允。7月15日，习老几乎不假思索地挥毫书就“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 革命英才的摇篮”，并工工整整地署上他的名字。

习仲勋同志为绥师题词

这幅题词，既是对学校的褒奖，更寄托了对学校、对全校师生员工的殷切期望，成为鞭策学校全体师生员工的重要的精神动力。而她的意义，又岂止于对一所学校？

【注】本文在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纪念文集》已经摘编刊发。现将原文发布，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