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洪澄
唐洪澄(1908~1960),原名贺生春。清涧县大马家山村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2岁时靠借贷在花崖寺小学读书,勤学好问,刻苦钻研,成绩一直名列全班第一。1927年初,唐洪澄考入绥德师范学校。绥师许多教师和学生是党、团员,他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读物,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进步活动,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沿街或下乡宣传革命。不久,陕北军阀井岳秀封闭了这所学校,他被迫返回家乡。后经共产党员韩尚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家乡,他一面以当小学教员为公开职业,一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活动在绥德、清澜一带,积极发动农民运动。
1928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人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官府仍向农民强迫征粮征税。经过唐洪澄的秘密串连,到1929年春季,上万群众参加了抗粮斗争。后来得知唐洪澄是这次抗粮的组织发动者,敌人便到家中抓捕他,未果,便将他的堂兄抓走,在组织的营救下,借款和变卖了家产,凑足1400元大洋,才赎回来。
为便于领导农民斗争,唐洪澄在农村积极宣传组建农民协会。发展农民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建立党的支部。唐洪澄先后担任党小组长、支部书记。由于处的破坏,1931年清涧县党组织与陕北特委失掉联系,唐洪澄领导的党支部主动与绥德县南区接上关系,使党的活动从未间断,保持和积蓄了革命力量。
1933年,当时绥清一带粮赋很重,广大贫苦农民是负担不起的。5月中旬,陕北特委在桃花峁(即今桃镇)召开会议,号召起来抗粮。唐洪澄、李景林、贺生荣、黄石山等再次发动清涧地区农民,开展抗粮抗税抗租抗债的斗争。他们书写数十封鸡毛信,送往东区一带农村,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抗粮斗争。几万农民抗粮队伍长达数十里,浩浩荡荡开赴县城,愤怒的群众将县城团团包围,迫使敌人取消田赋税收,吓得县官不敢出门。经过交涉,决定双方派代表谈判。经过辩论斗争后,最后官方不得不减免粮款,抗粮斗争取得胜利。
1933年春,罗永宽和白如冰、王聚德弄到了三支驳壳枪,洪澄积极参与,共同搞起了绥清地区的游击战争。7月下旬,他以清涧县的代表身份,参加了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陕北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决定作用。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唐洪澄坚决执行特委的决定,在清涧县无定河畔的砭上村,召开绥清中心区委扩大会议,作了具体部署。他组织互济会,赤卫军,发动领导游击战争,于8月在王家山村创立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腊月初七,在解家沟镇杀了反动劣绅、衙役九个半(一个未杀死,故称半个),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
1934年2月,清涧北区成立区委,唐洪澄任区委书记。4月,根据陕北特委决定,清涧县在周家山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清涧县委的领导机构。他被选为县委组织部长。在县委领导下,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形成打土豪、分田地的火红局面,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巩固。绥清根据地逐步扩大,和佳县、吴堡等根据地连成一片,使清涧成为陕北苏区建立较早、基础牢靠的根据地之一。年底,唐洪澄任安定县委书记,1935年2月到秀延县任组织部长。6月离开陕北到关中特委任代理书记、组织部长。1936年4月后洪澄从关中特委回到党中央的所在地瓦窑堡,又投身于新的工作。他积极主动地深入农村,组织宣传动员,经两个多月的辛勤工作,顺利地完成扩红任务。
1937年4月,唐洪澄被派往神府特委任组织部长、代理书记。
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唐洪澄数易其职,从陕北到关中,又从关中回到陕北,哪里艰苦,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战斗,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分配调遣,毫无怨言。
1938年2月,唐洪澄调到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干部科长、边区抗敌后援会主任、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边区政府委员、民政厅副厅长等职,主管干部工作近10年,他为陕甘宁边区党组织的建设和干部培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得到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1946年4月13日,在第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唐洪澄作了《关于干部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特别强调干部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要坚持党性原则,要加强团结;是非要分明,不能随风飘,不搞团团伙伙,更不能有害人之心。
在民政厅工作期间,唐洪澄亲自主持了四期县长短期训练班,培养和教育了一大批领导干部。他特别重视陕北干部的教育工作,鼓励他们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外地干部的长处,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唐洪澄在工作中既能坚持党性,坚持真理,又能顾全大局。1947年底,西北局义合会议后,他受到不公正的批评,背上错误的处分。但他并没有情绪低落,而是积极地投入土改工作,被派往安塞、子洲,担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在工作中有些分团出现“左”的错误,他按照党中央的正确方针进行纠正。
延安时期,他经历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发动的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种粮食、纺线线、打窑洞,补充供给不足,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
1949年,全国解放后,唐洪澄到新区开辟工作,先后担任山西省晋南新绛地委副书记,甘肃省定西、天水地委书记,甘肃省委委员,陕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虽然职务变了,但他不摆老资格,不搞特殊待遇,总是平易近人,保持着普通一兵和老红军的作风。经常深人第一线,到群众中去,搞调查研究。1958年前后,他四次去陕西礼泉县烽火大队蹲点,为培养全国劳动模范王保京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当时各级机构工作中的浮夸风较严重,他反对唱高调子,定高计划,搞高征购。他亲自召开老农座谈会,掌握实际情况,让王保京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小麦增产计划定在可靠的基础上。第二年,丰产试验没能完成计划,唐洪澄亲自去帮助总结经验,寻找失败原因,热情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并请西北农学院的教授、讲师进行实地指导。他每次下乡,总是吃住在农民家,同群众亲切交谈,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深入实际、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至今铭刻在当地群众的心
里。
唐洪澄对子女要求很严,经常告诫他们不要靠父辈的资格和地位,应凭自己的能力去自立生活。从小培养他们勤俭朴素的劳动观念,从不让子女搞特殊。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艰苦奋斗,勤恳工作,积劳成疾,在患病期间,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被接往北京住院治疗。不幸于1960年3月11日在北京病逝。
他临终时留给子女的唯一遗训是:要永远听党的话,他的丧葬一切从简,听从组织安排,不提任何要求。
唐洪澄的一生,正如陕西省委送的挽联上写的:“献身人民事业鞠躬尽瘁功绩永垂不朽;对党无限忠贞终生不渝品质堪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