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方
马明方(1905~1974)米脂县杨家沟乡叶家岔村人。出生在一个勤劳俭朴的农民家庭。幼年时的马明方,性情温和,聪颖过人。在王家湾私塾念书时,经常受到王加仁老先生的赞赏和资助。马明方不但在学业上勤奋,而且也能吃苦耐劳,砍柴后草、送粪、点种、耕作样样能干。1924年,马明方读完小学后,到申家坪学校任初小教师。1925年春,20岁的马明方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子洲是共产党员,他聘请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分子为教师,开展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该校成为陕北党组织的最早发源地、大革命高潮在陕北的中心。在这里,马明方在李子洲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功课,阅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发动农民进行抗税抗捐抗租抗粮的斗争,思想认识迅速提高。于1925年秋,经同学马瑞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担任绥师的党小组长、支部书记等职,在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党的工作经验。
1926年秋冬,马明方被李子洲派驻西安国民军史可轩(共产党员)部做政治工作,担任营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后因国内政治形势逆转,大革命失败,马明方被迫离开部队,于9月间返回陕北清涧谢子长部队,开始新的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北的党组织处于秘密活动状态。此时,白色恐怖笼罩整个陕北,我党处于十分困难的关头。马明方在艰苦的岁月里,以教师的公开社会职业为掩护,先后在绥德、横山、米脂等县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筹建农会、互救会、盐工工会等。1928年,马明方回杨家沟,仍然以小学教师作掩护,进行工作。半年后去绥德以巡视员的身份进行工作,后任绥德北区区委书记。1929年任绥德县委书记,在各乡村发动和组织上万名饥民进城,配合马文瑞同地主豪绅进行声势浩大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从而集聚了革命力量,扩大了党的影响。1931年在镇川小学任教时,在米脂、镇川、佳县二县一镇组成中心县委,他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同时组织流动游击队,袭击土豪。一度工作开展得较顺利,党团员发展到100多人,建立起十多个党支部和工会、妇女会等组织,群众斗争开展得十分活跃。就在这时,马明方受到敌人缉捕,幸得群众帮助逃至太原,与中共山西特委取得联系,经山西特委负责人刘天章安排在山西做了一段地下工作。其时,因偶然遭遇敌人而被捕,经机智应变才脱险。遂又返回陕北,与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取得联系。1932年任陕北特委代理书记,他和郭洪涛等共同领导陕北游击活动。
1933年7月23日,佳县高起家坬召开了中共陕北特委四次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以武装斗争,打击反动势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大力发展党、团组织的决定。会后,马明方深入游击区发展,组织开展工作,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并对当时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此时,陕北游击战争区域不断扩大,红色村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大块的根据地形成。根据当时发展的斗争形势,1934年6月,马明方同崔田夫共同商定,去天津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陕北工作时,提出统一陕甘边和陕北的领导、确定陕北军队番号等重要建议,得到北方代表的同意。这年9月,陕北特委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马明方起草的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决议,决定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行分配土地。马明方分管政权建设工作,很快组成陕北省苏维埃筹备委员会,展开了政权建设工作。到1934年底,陕北先后成立了17个县的苏维埃政权,为成立陕北省一级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陕北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安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陕北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马明方当选为政府主席。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在马明方领导下,各级政府发动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兴办教育等,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时,供应问题严重,马明方和其他地方同志动员群众为部队提供粮食、布匹、冬装,慰劳红军,支援东征西征部队,帮助部队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1936年9月,马明方担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马明方为边区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后因积劳成疾,经中央批准,他于1938年8月去苏联治病、学习。
1941年1月,马明方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经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批准,留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八路军办事处,担任办事处党支部书记。1942年9月17日,国民党新疆军阀盛世才突然派兵以“请谈话”为名,把马明方等一批共产党员软禁起来;次年4月,将马明方等150多人投入监狱。在狱中,马明方成为狱中斗争领导人之一。他利用铅笔芯密写纸条传达意见,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严词驳斥敌人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造谣诬蔑。对特务头子李英奇等暴徒提出强烈抗议。敌人用乱棍打、皮鞭抽,用烧红的铁棍烙他的背,马明方被打得遍体鳞伤,人瘦得皮包骨头,但他铁骨铮铮,坚贞不屈。敌人曾妄图用填表的方法瓦解共产党员的意志,只要填上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家,即可释放。但马明方当着敌人的面,挥笔而书,写下志愿:回延安。敌人惊得目瞪口呆。
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尚在狱中的马明方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双十协定》发表后,经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多次交涉和斗争,1946年6月10日,国民党被迫将马明方等同志释放。这些同志跋涉6000多里,于7月11日回到日思夜想的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热情欢迎和祝贺,朱德、林伯渠等领导同志亲自到七里铺去迎接,在党中央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毛主席亲自举杯祝贺他和同志们的胜利归来,并同大家—一握手,连声说:“好同志,辛苦了。”马明方回到延安后,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晋南工委书记。
1949年,全国解放后,马明方历任西北局第三书记、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军区副政委等职。习仲勋调中央工作后,马明方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从土改、三大改造到剿匪肃特等运动,从救灾到发展农业生产。整党整风等工作,他都夜以继日地工作,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对西北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6月,马明方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协助邓小平工作。1955年12月,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成立,马明方任部长。在任期间,他根据中央规定的四项任务,提出财贸部干部要深人基层,熟悉情况,钻研经济工作,积累经验,加强理论和政策的学习,争取两三年内打好工作基础的方针。经过五年大力加强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抓典型、树标兵。开展红旗竞赛运动等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财贸工作的发展。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马明方当选为中央委员。
1960年9月中央东北局成立,马明方出任第三书记,除专管财贸工作外,还协助第一书记料理东北局的全面工作。在农业严重减产、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马明方始终把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作为一项大事来抓,在各种会议上,在下乡检查工作中,经常讲到这个问题,每年都要根据当年粮食情况作出具体安排。
“文化大革命”中,身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的马明方,同其他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尽管“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曾称马明方为“老实人”,“同高岗问题没有牵连”。但1967年10月,年已60多岁的马明方还是被“四人帮”一伙秘密关押,并成立了由吴法宪负责的30人组成的“马明方专案组”,案头立为“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他们对马明方采取法西斯式的审查办法,刑讯逼供,进行人身摧残和精神折磨,不择手段地炮制伪证,干出了极为卑鄙的勾当,吴法宪亲自出马,指令办案人员搞“三班倒”、“车轮战”、“喷气式”、“燕飞天”,还美其名曰“清醒头脑”,使马明方受到非人的摧残和凌辱。但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顽强斗争,用颤抖的手,用烟盒纸、报纸边秘密给周总理写信,驳斥康生指使的专案组强加给自己的不实之词。1974年8月6日,监狱生活长达七年之久的马明方,病情恶化。9日,他自己感到即将辞世,对家属说:“我没有问题,也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万一我死了,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周总理,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8月14日,马明方在哨兵的监视下含冤辞世。
真理终将战胜邪恶。在他逝世不到一年,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于1975年7月11日发布了为马明方平反的文件,指出“马明方等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即1979年12月29日,马明方的沉冤得到昭雪。马明方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师范群英光耀中华》(16)(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8
马明方——
银 州 一 杰
武 军
位于无定河中游,素以“沃壤宜粟,米汁如脂”而著称的陕西省米脂县,古时亦称“银州”。这有城南小石砭上巨型摩崖石刻“古银州”三字为证。在近现代革命斗争的历史中,这里曾经孕育了杜斌丞等大批著名的爱国志士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今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前身,以下简称“四师”)四班学生,红军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中共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副政委、中组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财贸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的马明方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堪称“银川一杰”。
初上人生路
马明方,原名济民,1905年出生于米脂县叶家岔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马聚财粗识文墨,以务农为生。除耕种自有的七八亩山地外,还租种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并兼当风水先生。母亲罗氏一生勤劳俭朴,忠厚善良,乐于助人,在马明方的启蒙时期,对其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或许他原名“济民”,也与这样的家庭熏陶有着直接的关系。马明方自8岁始,在母亲的支持下,到邻近的王家湾读私塾,在王加仁先生的精心教授下,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12岁时转人申家坪完小,于192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受聘申家坪完小,任低年级教员。这时的马明方,虽然知道一些在三座大山重压下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但仅仅是看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并因而心怀不满而已。他还没有也不可真正懂得产生这些现象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更谈不上对救国之道的认识。1924年秋他考入“四师”之后,才开始了他人生的转变。
位于绥德的“四师”,是陕西督军兼省长、军阀刘镇华为装饰门面,笼络人心,培植私人势力所拟议创办,经陕北旅京津的李子洲等学生和陕北著名的革命教育家杜斌丞等人的努力,于1923年5月正式创建的,是当时陕北23县唯一的一所新式师范学校。因是官费,所以,这里的学生大多出身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劳动人民家庭。1924年夏,共产党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李子洲继任校长。他到任后,通过关系从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等地聘请了杨明轩、常汉三、田伯荫、王懋廷、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并提出:“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的办学原则,大刀阔斧地进行民主的和科学的教育教学改革,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团体共进社,接办绥德平民学校,积极发展党团员,创建党团组织,组织领导校内外的革命活动,从而使学校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成为陕北有志青年所向往的“圣地”。此时正值国共合作已经形成,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际。马明方就是在这时进入四师学习的。他一入“四师”,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思想和政治氛围之中,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影响。在课堂上,李子洲校长亲授新设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理论。王懋廷老师在国文课上讲授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还讲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共产党宣言》节选本。历史课和地理课通过讲授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领土的事实,渗透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在课外,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现》、《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向导》等许多革命的和进步的书刊。在李子洲校长的倡导下,他还经常跟随老师和同学参加平民学校的活动,深入到绥德城内的市民和近郊农村的农民中进行社会调查,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项革命活动。例如参加“四师”组织的“驱逐陕西军阀刘镇华”的斗争;参加了“四师”党组织的旨在反对封建军阀、实现国家统一的“国民会议运动”;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参加了“四师”党团组织青年学生发动“脚户”(靠赶毛驴运输维持生计的人)和农民反对敲诈勒索的斗争等。在斗争中,马明方表现积极,经受了考验。1925年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马明方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党所领导的校内外各项革命活动中去。
1926年春,马明方开始在学校担任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并根据我党国共合作的精神加人了国民党组织。从此,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成为“四师”的革命骨干。
1926年9月17日,获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冯玉祥于绥远五原誓师,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总司令部副部长,史可轩任总司令部警卫师师长),“固甘援陕,联晋图豫”,于9月下旬在巩固甘肃的同时,派出七路“援陕军”,以解西安之围,从而与北伐军形成南北呼应之势。10月间,入陕一路军经绥德南下时,随军的共产党员史可轩等人特意到“四师”停留,分别向全校师生作了重要的讲演。根据史可轩要“四师”党组织派几名党员到他的部队去工作的要求,马明方和武丕漠、邓重庆三人受李子洲同志派遣,离开母校,前往史可轩部队作政治工作。
马明方虽然在“四师”仅仅学习、生活和战斗了短短的两年时间,但由于这两年正处于全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是“四师”党的工作最活跃的时期。他在这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特别是加入党组织,担任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以来,在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维护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积累了一些党的工作的经验。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两年成为他革命人生的重要起点。
大展“ 济民 ”志
马明方跟随史可轩一行离校后,由于当时西安还处于刘镇华的围困之中,他们便先到三原住了月余。11月底西安解围后,他们才进入西安。于右任先生领导下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12月在西安成立,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兼卫队师师长。在总部任职的有许多共产党员,这个总部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组织,有力地推动了陕西革命局面的发展。马明方和同去的邓重庆、武丕漠分别担任史可轩领导下的卫队师直属的三个营的政治指导员,马明方还兼二营的支部书记职务。他们在军队中进行了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对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使这支武装成为陕西革命运动中有力的武装支柱。这支部队后来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
马明方在史可轩部工作期间,中国革命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1927年,正当全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之际,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党组织在积极发动群众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势力进行声讨的同时,又积极协助冯玉祥率部东征,与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会师中原。在这一过程中,马明方和在国民军联军所属各军、各部的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在各军中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东征的胜利。正在这时,张作霖又制造了“四·二八惨案”,绞死李大钊等20余名共产党人。噩耗传来,马明方又积极参加了陕西党组织领导的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斗争。6月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后,冯玉祥也在国民军联军中开始了“清党”活动。马明方从此被迫离开“联军”。9月间,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陕北清涧谢子长所在部队去工作。中途得知谢子长部队参加清涧起义在宜川失败,于是,便回到了绥德。
当时,在蒋汪背叛革命,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发动了清党运动。1927年8月4日,井部团长刘润民率部封闭了“四师”这个陕北革命活动的中心,党的活动遂转向农村。所以,马明方到绥德后,历尽艰辛,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便到横山响水堡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出任中共横山区委书记,着手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马明方同志先后担任中共绥德县委委员、北区区委书记、巡视员,中共镇川区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中共米脂、佳县和镇川两县一镇中心县委书记等职,积极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斗争,并参与了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的工作,为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到1935年1月,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明方同志当选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在中共陕北省委和马明方同志的领导下,开展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兴办教育,陕北形势为之一新。陕北这块红色的土地,自然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最理想的落脚点。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马明方同志亲自主持下,统一了地方财政,保障了中央机关和红军的供应。红军东征和西征时,在马明方同志的号召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陕北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力支援革命战争。与此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并积极开展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工作。鉴于他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1936年9月,因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同志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同志被中央任命为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37年2月,撤销中共陕北省委,设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马明方同志任委员。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马明方同志任边区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后因积劳成疾,于1938年8月经中央批准去苏联治病。
1941年1月,马明方和张子意、方志纯等20余人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暂住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其间曾任办事处支部书记。1942年9月17日,马明方同志和在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张子意、方志纯等160余人被盛世才软禁。在被软禁期间,马明方同志积极参与了此前为防事变而组成的总学习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被软禁人员坚持有领导、有组织的整风学习,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坚定大家的斗志。1943年2月到4月,马明方等同志先后被盛世才投进监狱。在狱中,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面前,他们始终保持了高度的革命气节,坚贞不屈,先后多次发起并组织领导了以“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为战斗口号的大规模的反普遍审讯斗争和绝食斗争,揭露了敌人诬陷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破坏统一”、“挑动内战”的阴谋。1946年7月11日在我党的营救下,马明方等129名被盛世才关押的同志终于回到了到延安。
马明方同志从新疆返回延安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晋南工委书记。1949年底,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书记。1950年1月到1954年6月,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此间,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他带领陕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剿匪肃特、发展生产,迅速地稳定了陕西的社会秩序,医治了战争的创伤。特别是他注重发展农业,重视科技进步,强调加强农村商品生产的思想和措施,具有远见卓识。
1954年6月,马明方同志调任中共中央任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协助邓小平同志工作。1955年底,马明方同志出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他根据中央为财贸部所规定的“管理财贸部门的干部工作,检查党的决议和政策在财贸部门的执行情况,管理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指导财贸部门政治机关的工作”等四项任务,提出财贸部的干部要深人基层,熟悉情况,钻研经济工作,积累经验,加强理论和政策的学习,争取两三年内打好工作基础的要求。经过五年的踏实工作,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财贸干部,有效地推动了全国财贸工作的发展。即使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而引起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情况下,财贸部在组织协调生产、安排人民生活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60年9月,我党成立了中央东北局。马明方同志任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除专管财贸工作外,还协助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料理东北局的全面工作。
东北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加上建国后的大规模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到1957年,各项建设项目均超计划完成,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和全国一样,“大跃进”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使得东北地区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也出现严重失调,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城市人口剧增,供需矛盾突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明显下降。面对这种局面,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马明方同志的主持下,大力加强农业这个基础的同时,适度压缩重工业,发展轻工业,果断地关、停、并、转了1100多个工业企业,精简城镇人员350多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后,很快地扭转了局面。到1965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接近“大跃进”前的1957年的水平,使国民经济走上了均衡发展的轨道。不仅使东北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而且对陕西及全国其他灾区人民予以大力支援。
忠魂永不灭
正当马明方同志大展“济民”之志的时候,1966年5月,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中国大地。运动之初,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信赖,尽管他在思想上不理解,但还是积极宣传和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在行动上,他按照《十六条》决定精神,主张文斗,反对武斗,充分肯定干部的主流,努力控制和把握运动的方向。1967年10月6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辽宁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打倒马明方”的社论,并在二三版发表了题为《马明方的反革命真面目》的长篇文章,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攻击马明方同志“是一个卑鄙无耻罪行累累的大叛徒”,“是牛鬼蛇神在党内的代理人”,“是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党、篡政、篡军的一员干将”,“是东北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大头目”;“是党和人民的死敌”,“是个十足的死心踏地的老牌反党分子”,“是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全辽宁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是全东北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是全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就这样,马明方同志被打例了。随即,马明方被送往北京卫戍区秘密关押。在被康生直接领导的以吴法宪为组长的专案组关押审查期间,马明方同志历经百般折磨。但他主义不改,信仰不变。在狱中,他用烟盒纸、书报边写下了万余言的给周总理的报告材料(尽管无法送到总理手中),说明自己的历史,汇报自己的思想,以及对运动的看法、对革命事业的担忧。到1973年,他身患重病,被送进首都工农兵医院。但终因长期受折磨迫害身心交瘁,在医院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于1974年8月13日含冤饮恨而去。
历史终归是历史,不是由任何人可以篡改的。197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发出通知,为所谓的“新疆马明方集团案”彻底平反昭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12月29日为马明方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姚依林同志在悼词中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马明方同志光辉战斗的革命一生,指出:“在50多年长期革命斗争中,马明方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山河为证,历史可鉴。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参考资料:
1.姚依林同志在马明方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2.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主编的《马明方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陕西近现代名人录》(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榆林地区党史资料通讯》第4、9期。